10月10日，由天堂硅谷和杭州市財富聯合會共同承辦的“上市公司并購重組與經濟轉型升級”論壇——全球并購金融·白沙泉峰會暨第三屆西湖財富大講堂在杭州市黃龍飯店圓滿落下帷幕。在第一場圓桌沙龍環節，浙江天堂硅谷資產管理集團的管理合伙人兼金融研究院院長郭豐博士作為主持人，與來自德意志銀行中國副行長、北亞區債務資本市場總監李民宏，英國易界集團CEO馮林，博思恩資本創始合伙人馮劍云，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華潤資本首席投資官張宗等5位業內專家，共同圍繞 “新形勢、新周期下的跨境并購整合之道”的主題展開圓桌討論，分享行業智慧。
郭豐：各位來賓，下午好！現在進入圓桌沙龍一的環節。對于跨境并購市場而言，2017年是不平靜的一年。過去海外投資經歷了“黃金十年”，從紐約華爾街，到倫敦金融城，中國的買家成為了全球資本市場上無人可以忽視的一股力量。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監管部門對海外投資的政策日趨收緊，跨境并購大幅下降。 2017年上半年，海外投資同比下降46%。加上萬達、安邦、復星等明星企業新聞不斷,有觀點認為監管“新形式”將導致跨境并購的“新周期”，也有人認為跨境并購只是暫時低迷，長期趨勢仍然向好，數據表明中企的跨境并購金額不到GDP的1%，而歐盟2%，美國1.5%。跨境并購面臨的風險相對境內并購更為復雜，可能會面臨所在國法律、經濟、人文、市場環境變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而其中上市公司是跨境并購的主體。去年上市公司共發起了383起跨境并購，占全部的近60%；浙江省的跨境并購數量在全國排名第二，僅次于廣東省。
所以今天的圓桌會議是以“新形勢、新周期下的跨境并購整合之道”為主題，探討在去杠桿、防風險的新形勢下，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跨境并購進入什么樣的趨勢，特別是對上市公司會帶來什么樣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今天的嘉賓非常多元化，既有來自國際投行和銀行的，也有來自央企和私募投資機構的，既有銀行家、經濟學家，又有投資家，大家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大家都在國外生活學習多年，并具有很豐富的經驗，所以我相信接下來的討論會非常有趣，會有思想的碰撞。
首先，希望各位用1-2分鐘介紹自己和從事的工作。另外，跨境并購呈現什么樣的特征和方式？
李民宏：大家下午好！我現在在德意志中國分管國內的交易業務，也包括整個北亞區的融資業務，今天非常有幸分享我們對跨境并購市場的觀點，有可能更多是從風險管理方面講。剛才兩位演講者也提到，兩個大的趨勢：第一，在過去的12-24個月，我們看到了整個監管框架比較大的波動、變更，同期，我們也看到了在操作跨境并購的時候，客戶的資金來源也有一些變化。最大的一個趨勢就是在國內的跨境并購過程當中，使用到海外的融資渠道增加，如果我們看2017年對比2016年，整個中國美金債務發行現在是1200億左右，而這個增長對比去年達到90%，而高收益債是3.5倍的增長，所以說趨于整個跨境資本流出的改變，我們看到了海外資金的使用增加了，也在去年看到了非常多貨幣上的政策調整，譬如英鎊大幅度貶值，同時也看到了在整個并購過程中做風險對沖的動作增加了。
馮林：非常感謝有這樣的機遇與大家進行分享。我對我們公司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可能我們和德意志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所以還需要簡單介紹。我們是一家聚焦于跨境并購的平臺，我們有自己的APP和公眾號，上面每天分享了100多條跨境并購的資訊和數據，希望想了解跨境并購的朋友關注我們的公眾號和網站。第二塊，我們在做投行業務，從去年到今年為止，大約做了企業價值40億美金的并購，最近完成的是幫助浙江省的一家企業大股東收購了英超俱樂部，當然對這起交易我們自己的看法是這一塊其實未來可以帶來很大的價值，圍繞俱樂部的青訓等等。除此之外，我們也有幫助一些上市公司完成了一系列的并購，我們公司大約有70個人，主要在倫敦、上海、北京。
另外，我簡單說一下市場的數據。前面鮑鉞總分享了整體的數字，我看了一下硅谷天堂的數據主要聚焦于已經完成的數據，我們做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宣布的數據。第一個是今年的前三季度，宣布的跨境并購的交易額是多少？大外是900多億美金。去年的前三季度大約是1600億美金，2015年全年宣布的跨境并購也是900多億美金，也就意味著今年的前三季度宣布的跨境并購交易額已經達到了2015年的水平，但是比2016年的前三季度下降了差不多50%左右，這是第一個數據。第二個數據，如果分行業來看，下降非常明顯的行業，包括了房地產行業，包括了文化娛樂、體育，國家在最近這段時間里把他們放到跨境并購的負面清單里的相關行業；而第三個下降的行業就是金融服務行業，而且是一個比較大的下降。那么上升的行業里，最最明顯的一個行業，是醫療行業，比較有意思，在今年跨境并購宣布的量大概比去年翻了一倍以上，這是分享的第二組數據，也就是從行業角度看，一些國家支持的行業還是有上升的趨勢，而在負面清單的行業下降趨勢比較明顯，這更多是對行業做簡單的分析。
馮劍云：博思恩是我2014年回國以后創立的公司，專注于不良資產領域，現在是國內不良資產領域比較專業的品牌，在全國不良房地產項目方面積累了比較多的案例，這個大家在網上可以搜到很多我的文章。之前我是職業經理人的時候，在匯豐包括阿波羅等等都有工作過，包括在美國各個地方都工作過。過去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房地產，包括私募股權，從2006年到2010年做PE，從2010年到2014年做VC，2014年轉型之后做不良。跨國并購的話，我們之前在海外看亞洲或者看中國的時候，從境外投中國投的很多，現在反過去看投海外的話，我個人覺得現在中國的機會比起海外機會更多，所以現在我們更多是“忽悠”外國人的錢來投中國，或者來接中國的盤，而不是說我們花錢投海外。我曾經在海外工作過這么多年，海外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我覺得大部分中國公司去海外投資大部分是失敗的，成功的不是很多，因為在國外有太多的公司已經有這么多年的并購歷史，中國的資本出去并購是帶著錢出去的，但是沒有太多的重組操盤運營的能力，所以我覺得在那種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你做海外并購的話，如果沒有專業的團隊，沒有專業的資源整合能力，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當然，在前兩年資本市場特別活躍的時候，因為中國資本市場的PE比海外的資本市場PE高，這可能觸發了很多并購，但是其實大部分公司在海外的并購并不是成功，所以海外并購我現在認為不是很樂觀。雖然總體來說規模會越來越大，會放寬，但是我覺得中國的企業去海外并購，從技術上來講不是特別有競爭力。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偏消極。
夏樂：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我來自于BBVA，這是西班牙的第二大銀行，我們是在墨西哥第一大，在阿根廷是第二、第三大，在智利哥倫比亞等國家都有分支機構存在。我本人是看宏觀經濟的，但是關于中國的海外并購，也是我們非常關心的話題，一直以來我們都很關注，BBVA本身在拉美給很多的國有企業，也包括一些民營企業，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并購，做財務顧問，還有做很多并購貸款，包括在歐洲也是。我自己感受是，特別是在今年出現一些政策上的變化之后，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海外并購變得更活躍了，國有企業還是繼續地按照自己的計劃在拉美地區買大量的基礎設施企業，這也符合整個國家在海外并購海外投資的總體方向，是促進拉美地區，促進其他“一帶一路”地區的互通互聯。
張宗：非常榮幸有機會能夠在這里和大家做交流，我來自華潤集團，華潤資本是投資和資產管理的直接平臺，華潤集團明年是80周年，總部在香港，現在是世界500強的第86位，資產規模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大。我們在零售、消費者提供商領域里，在中國國內尤其包括像其他在醫療領域里，都是中國國內最大的一個服務提供商。相對來說。華潤是非常多樣化的一個集團公司。華潤資本作為投資抓手，是協助華潤集團在國內的投資多樣化，同時也是執行機構，利用華潤集團多樣化的優勢為外部的企業創造價值。我個人在華潤資本更多關注海外投資和資產管理。從宏觀層面來講，除了在今年上半年的規模縮減，以及在行業、結構上的調整以外，我還有一個比較深刻的感受，也可以概括成是結構上的調整，在我們過去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里，我們成功投資了一些海外的案例，當然中間也有很多的失敗，在過程當中明顯能夠感受到，現在由于中國國內政策上的調整，越來越多海外的賣方包括賣方的財務顧問也非常明確地對買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對來說專業程度上更高的買方在競爭激烈的過程中是具有更大的優勢，這個專業程度是靠人才、靠資金實力、靠長期歷史的積累才逐漸能夠形成的，這個確實不太容易，這點確實在近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里感受的比較深。
郭豐：海外并購是一個系統的過程，每一步都要恰到好處，任何一個失敗都會導致最終的失敗，所以剛才五位嘉賓感覺跨境并購越來越難做了，既有內部監管政策的嚴格，也有外部的因素存在。但是，規模雖然縮小，不過結構得到優化，原來的酒店、俱樂部數量在減少，而在新興行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大健康、環保方面，數量也越來越多。我也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官員交流過，監管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和戰略投資方面，他們也有很多支持。再一次感謝嘉賓，接下來我問3-5個問題，大家簡要回答一下，以便我們更深入地探討話題。
第一個問題問馮林總，你們出的報告我也關注，信息量也比較大，我想你從宏觀談談，當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處于什么樣的階段？與國際相比，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存在著哪些差異？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企業的跨境并購將朝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
馮林：剛才也講到了，往外走越來越艱難，反而往內走比較容易，我們認為現在階段上往外走的確不容易，包括華潤也講到了，整體跨境并購，賣方投行對買方要求越來越高，在競爭中是處于劣勢的。那么我從投融管退方面說說我的想法。從投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是如何尋找一些比較優質的項目，這件事情我們覺得現在是有困難的，困難在哪兒？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量的無論是上市公司也好，名企也好，在當地沒有自己的團隊，這在我們自己的工作過程中有很大的體會，就是我們需要在當地拿到一些項目，然后在中國與相關的團隊對接，而當地是很難有相關的團隊和我們進行對接。而這塊和當地的一些其他投資機構或者企業是有很大的區別。那么從賣方投行的角度來說，很多情況下他們拿到好的資產，更偏向于當地消化，他們不愿意把一些資產拿到國內來，包括德意志、BBVA等等，我相信國內的相關投行和歐洲的總部之間的聯系，或者說歐洲的一些項目能夠真正愿意拿給中國客戶來看的比例我們覺得是小于50%，甚至小于20%-30%，他們認為相對執行難度比較高，導致給到中國的資產相對質量比較差，而當地一些搶手的項目基本上當地全部都消化掉了。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大家都在講中國的資產貴，其實整體而言，現在在全球都是屬于資產高估值的階段，我們可以看很多基金的政策，這個階段是緩慢進行投資，考慮的是賣而不是買。這樣導致了中國企業首先在找到那些可投項目上有難度，這是第一。
第二，融。融資的層面，我們看到在過去的階段，除了在境內融人民幣就是在境外融美金，在境外融美金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是一塊。第二塊就是結構化的融資。就是中國現在市場包括人民幣，包括美金，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自己上市公司出20%的資金在市場上融80%的資金，這樣一個高杠桿的結構，雖然最近有下降的趨勢，但是總體還是高杠桿，通過優先、夾層來降低真正需要出的資金，然后通過蛇吞象來完成融資過程。西方的杠桿就達不到這么高，是1：5、1：6已經非常高了，而中國在出境跨境收購的時候，基本上是1：1左右的比例，中國企業融資方面的杠桿是非常高的。第三，管。管這塊也是最大的問題，假設中國和西方都是一樣的，那么投后的管理非常重要，我們看每個中國企業都會說我收購你的企業是希望把投后管理做好，但是真正能夠把投后管理做好的不超過10%，這當中事后的溝通，包括與老外的一些整體管理都是難度。莊總也有提到，你是收購還是投資，到底哪個容易，這也是個很好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整體的投后管理是有差距的。
最后，退。中國企業倍數比較高，低倍數收，高倍數退，邏輯上是符合的，但是由于一系列證監會的新規，導致背后的退出沒有那么容易，但是這個機會我們覺得還是在。所以總結來看，其實圍繞著投融管退，中國企業與西方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真正能夠把這幾點問題解決好，從邏輯上來說，跨境并購，中國企業是有資本出比西方企業更高的錢的。
郭豐：從監管部門的表態中可以發現，跨界并購、非主業投資是出海并購最大的風險點。還有觀點認為相對于大肆并購所帶來的資本外流的擔心，監管部門更關切的是海外并購過程中企業債務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我想問問馮劍云，關于海外并購你怎么看的？
馮劍云：海外并購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參與的比較多，你看當年萬達、平安買了很多樓，這種所謂的房地產投資、酒店投資、娛樂投資、體育投資，這個錢去做海外并購，搞了半天你買一個資產虧錢了，比如說買的影視也不賺錢，萬達買的倫敦的住宅項目也不怎么賺錢。第二，這些土豪買足球等等，這個東西對國家沒有任何貢獻，但是背后的杠桿是國家給你錢，那么你虧的錢也是虧國家的錢。產業升級、消費升級，你如果做很多產業并購，比如說3G、人工智能，或者說這些對國家的戰略升級很重要的行業，在“一帶一路”上投資是符合國家戰略的，可能你這個企業虧錢了，但是你符合國家的戰略，比如說你把巴基斯坦攻下了，虧點錢沒有關系，因為這是大國博弈的過程。如果你在西藏投個東西，西藏和印度邊上投個什么東西，雖然虧錢了，但是對以后的軍事擴張有作用，這種對于戰略政治性的并購，虧不虧錢都不重要，所以很多央企、國企代表政府去做海外并購的時候，國家就應該支持，是一個政治軍事加上政治各種綜合考慮。所以如果你是配合“一帶一路”去做基礎建設，文化洗腦或者什么東西，政府是支持的。第三是做一些戰略升級。比如說中國現在在高科技方面，人工智能、衛星導航等方面，拿回來對國家的戰略安全、軍事發展有用，我覺得國家肯定支持你的。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發展方向肯定是會受控制的。
第二，去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背景就是人民幣貶值非常厲害，中國老百姓大搬家，大量的錢涌到外面去，就像萬達這樣的公司，你也是國家給你提供了杠桿你才能做到這么大，更多是政治紅利的公司。那么你拿到這么多的錢去海外買東西，買了以后你對國家外匯穩定，錢出境什么的都有影響，那么它為什么要支持呢？所以違反國家政策方向的情況下去做一些海外并購，肯定是不容易批的。再說，政治經濟學，政治要擺在前面，在宏觀環境下你如果不是特別看得懂國家的趨勢，你去投的話肯定是失敗的，就像萬達，現在在海外的項目如果斷貸的話肯定很容易出問題，所以海外并購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相反很多國外的錢來投中國現在是好機會，因為現在中國的不良資產特別多，中國的經濟在走下降的趨勢，不管是債權資本市場，還是銀行的不良貸款，還是到處的爛尾樓，現在都需要海外的錢來接盤，所以現在海外的錢來接盤，國家是非常歡迎的，所以現在是逆趨勢把國外的東西拿來投中國是比較好的。還有中國現在上市公司出問題，PE倍數很低，中小企業非常艱難，產能過剩的行業都在倒閉，鋼材、水泥這樣的企業都需要很高資本注入，或者再重組，或者再去杠桿，其實海外投中國，如果你有本事的話，我覺得是個好機會，但是海外并購的話，說實在的，我在國外這么多年，我知道國外人是屬于什么水平，對比中國的水平完全不一樣，人家都是哈佛、斯坦福畢業的，都受到專業的培訓，然后我們中國有點錢出去就想賺錢，這很難。你賺的可能是大勢的錢，但是絕對不是技術的錢，所以我覺得你沒有這樣的水平就不要亂作為。像當年日本在80年代很有錢的時候，去美國買了很多的東西，最后被美國很多量化政策限制，日本在美國買的很多東西虧了很多的錢，所以現在中國在買的不管是酒店還是樓，都賺不到什么錢，當然整體市場在走的時候，你賺點市場的錢是有可能的。這是我個人的觀點，所以我覺得謹慎為妙。
郭豐：我問一下夏樂博士，剛才提到人民幣匯率和資本外流是造成監管收緊的趨勢，811匯改以后，資本開始流出中國，而某些企業利用跨境并購把資金轉到境外，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都產生了一定的壓力，這也是促成監管層對海外并購政策收緊的原因之一。所以，您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化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對海外并購帶來什么樣的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
夏樂：我先回答周行長的采訪。今天上午有一個記者采訪我，和我聊聊，所謂的三駕馬車，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采訪，特別是在十九大之前，這代表著什么？我自己個人的解讀，大家都知道，周行長這次十九大以后就要退了，他自己也算是在描述一下自己過往的工作經歷，描述一下自己的功績也好，或者說政治遺產也好，最后他還會指出這三駕馬車，他也指出了未來的方向，給我印象非常深的，如果大家去讀那篇專訪，他說“退不回來了”，當然他說的是加入SDR，但是他是說加入SDR以后就要做一系列的工作，一步一步把你的金融行業，把你的這些外匯行業事業向前推，你再想回到以前完全把資本管制的閘門落下來，來重新回到以前的管制時代，他的意思是退不回來了，我個人也認同他的意思。我們的監管很多情況下對外匯市場以前說要市場定價，后來我們又回到了和美元掛鉤的老路上，之后又說和一攬子貨幣，但是我個人的解讀從811，也就是從2015年的8月到2017年的4月，其實央行還是在強行和美元不要脫鉤太遠，避免出現資本外逃，避免出現市場恐慌的局面。另外，在資本帳簿上，我們看到了央行也是采取了一些管制的措施，早在我們宣布對外投資的負面清單之前，央行已經把很多資本向外投資按死了，但是我想周行長的講話其實是指明了我們未來整個金融發展的方向，我們未來在外匯領域的發展方向其實是繼續放松的，也就是說三駕馬車不能停，一定要繼續往前走，為什么會有資本向下的政策的反復呢？可能更多是一種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考量，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很大的資本外流壓力，就像馮先生說的，我們現在先把它打開，邀請錢先進來，等國內的經濟形勢好了，等整個金融體系更強大了，再不斷放松匯率的自由化程度，然后再推進長期的資本向外。我個人來講，對我們長期的資本向外投資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無論是從剛才莊總還有鮑鉞總的PPT上都顯示，我們和國際比較來講，我們對外的投資其實是比較低的，但是我相信未來我們會走一個什么樣的道路呢？就是說我們會更多地通過海外負債，再增加自己對海外的投資，就是說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我們把所有的風險拋給國內的，所有杠桿拋給國內的金融機構、央行，賺了是你的，虧了是國家的，未來要走的就是說你企業有本事，你到海外去融資，去海外做并購，然后你可以把這部分資產拿到國內的資本市場，和中國這些大市場形成我們所謂的協同效應來賺錢，所以我認為從長期來講，這三駕馬車一定會推進我們海外的并購，海外投資也一定會持續發展。
郭豐：下一個問題問張宗。從2016年的數據來看，民營企業是海外并購的主要推動力量，其交易數量較上年增加了3倍，在交易金額上超過了國有企業，從2017年的一季度數據表明83%的海外并購是由民營企業參與發起的，但是從國際經驗來講，海外并購的成功概率只有30%-40%，因為浙江省的民營企業比較多，80%的就業是民營企業創造的，還有60%的GDP。我想問相比華潤集團這樣的央企，民營企業海外并購有什么樣的特點？存在哪些短板？
張宗：您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人為的把國企和民營企業劃到了兩邊。事實上是這樣，我覺得其實承接剛才幾位嘉賓講到的觀點，海外投資的競爭中，無論是央企還是國企，還是民營的資本，大家的優勢和特點確實不太一樣，短板談不上，而且華潤也很難把自己定位成為能夠代表大多數國有資本的代表，我覺得還是從我們自身的一些實踐角度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議。有幾點是比較顯而易見的，第一，從決策、效率和流程上來說，很顯然民營資本是有優勢，作為一個國有資本來說，我們的流程，我們內部合規的控制上來講，肯定是更多、更繁雜。反過來說，其實效率和合規風控本身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機制，無論做投資還是偏金融方向來講，沒有合規和風控，一味地往前沖，可能跑的越快，虧的越多。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不要說是對于華潤這樣的企業來說，對于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來講，虧損是不可原諒的，大家都看到一句話叫做“終身追責”，現在誰敢虧錢，相對來講民營企業虧不虧錢只要老板自己受得了就行，寬松度比較大。華潤資本剛剛成立不久，為什么做私募股權資金，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靈活應對投資風險的容受度上的一個舉措。
回到剛才的話題，在民營資本的角度來看，我建議一定程度上能夠更多借助于在各個不同專業領域里的力量，在自己的體系內部老板相對超脫一些，形成相對制約的風控體系，這對做金融來說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并不是說比誰錢多，誰的魄力大就能夠掙錢，沒有合適的風控體系基本上是摔跟頭的。
第二，民營資本相對來講，在機制體制上，尤其在激勵機制上，肯定會比國有資本更有特色，也更有激勵的力度。反過來講，在這點上我也希望給一些建議，在激勵上能夠更長效，并且能夠和未來投資的結果結合的更緊密，比如說，對于上市公司去做投資而言，坦率地講，每一個具體投資團隊的人員大家都會有投資的沖動，把事辦好，把項目投成可能是最重要的，至于說這個項目三年以后、五年以后能否給股東創造價值，這個事可能不是我們團隊想要考慮的事情，這一定程度上會和傳統的投行更相似一些，大家收成功費，但是如果以一個私募股權基金的機制體制方式去做，把團隊的價值取向和股東的價值取向捆綁一在一起，讓真正投錢的人，無論是LP也好，或者說股東也好，能夠看到投資的成效以后，才能和團隊分享利潤，這可能會是更好的激勵機制。
第三，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無論是民營資本，還是國有的資本，大家一起要努力去提升，并不是說誰錢多，也并不是說公司存續是活100年和活10年的公司，誰歷史長會讓人更信服。我們也碰到一個公司，一個意大利的公司，挺好的，我們也看中他們很長時間了，在和他們的交往中花費了很多的時間才能扭轉他們對中國產業投資人的認知，我覺得80%-90%，除了像歐美一線城市最主流的投資機構對中國多多少少有了解，90%的這些海外賣方對中國是很不了解的，一旦前面已經有一些不良的印象，后面再要去做生意是非常難的，甚至還有一些認知是體現在這個交易本身過程中你的專業程度，比如說我們在很多的過程中，有很多買方習慣說開放20個Email的地址給他，但是對于賣方而言，會去看看你會有多少ID是進來看過，是多頻繁的，這一定程度反映了你對待這個項目的態度，很多的細節反應出我們買方人在過程中的專業度，這會對我們有巨大的影響，希望我們能夠在這些方面有更大的提升。
郭豐：最后一個問題留給李行長，跨境并購是一門交易結構復雜，資金巨大，涉及資金量巨大的生意。結合德意志銀行長期提供中國企業海外融資的經驗，您認為自有資金、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這幾種方式各有什么利弊？因為現階段外匯出境比較困難，內保外貸是境內銀行參與跨境并購融資較為常見的方式，那么隨著監管的嚴格，也出現了一些變化，您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李民宏：如果我們在談融資之前，退一步來講，從全世界大的宏觀層面來講，現在歐洲在減少量化寬松，有可能在明年也要縮，在過去的12個月里我們也看到中國的利息也在逐漸上升，所以從企業長期的角度來講，很多人在做并購的時候，第一想到的是怎樣以最高的杠桿拿到錢，但是沒有想到怎么來還這個錢，如果人民幣的資金以1倍、2倍、3倍、4倍的杠桿來投這個項目，那么償付的來源在哪里。當整個貨幣政策在轉折的環境下，怎么拿到這筆錢，對企業整體融資規劃來講，是比較重要的。每個融資的工具有各自獨特的用途，那么從企業端來講，在跨境并購融資最主要考慮的，首先是跨貨種融資，你的本金怎么還，你的利息怎么還，你要怎么樣去償付，然后怎么樣去減少你貨幣上的風險，這是第一個。
第二塊，從融資角度來講，你的九期，當你做了第一期的過橋貸款以后，之后的從哪里來？當資金從國內流出去有問題的時候，你要怎么樣去整體規劃你的戰略？我覺得從整個框架上來講很重要。那么從企業端來講，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用好國內外的不同融資渠道，那么國內的資本金有銀行的貸款，當然這是一個途徑，在我們做跨境并購的過程中，我們在海外買了很好的資產，這個資產可能前兩年的形勢是直接通過國內的融資購匯，直接把海外資產買過來，忽略了國外標的物融資的功能。其實我們看到市場上有一個現象，第一筆錢是國內的資本金，第二筆錢是國內的銀行發債，第三筆錢就是根據你買的一個10元、100元的標的，因為這個標的穩定性比較強，你可以由標的融資直接融資到40元，不把信用風險疊加到你國內的公司，所以通過國內外不同的融資渠道，來降低在跨境并購過程中對于投資公司風險的疊加，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另外一塊。我們最近也看到，在澳大利亞，在歐洲也看到一些項目，他們在海外已經做的簡單粗暴，國內拿了一筆錢在國外買了股票，然后就用海外的一些資產，有可能是房產、股票，拿來做質押，來提供融資，而那些融資本身和你國內的融資是風險隔離的。
郭豐：感謝各位嘉賓非常精彩的講演。我總結一下，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的內生需求依然強烈，通過海外發展往價值鏈上游轉移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在這個方面，民營企業通過跨境并購來拓展新市場和獲取海外先進技術的需求顯得尤其迫切。可以預見在外匯儲備增長到一定階段以后，海外投資政策預計將適當放松，跨境并購將再度風生水起。跨境并購是天堂硅谷的重點戰略發展方向之一，公司自2011年開始逐步關注海外并購標的，從優化資產配置、分散風險等多方面考慮，重點關注技術、資源類等優質資產及境外低估值資產。這幾年除了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外，天堂硅谷自身也十分重視海外擴張，先后在香港、南非、加拿大完成了平臺搭建，目前也正和一些知名的國際金融機構探討合作，希望發揮中國與境外市場、資本與資源的協同效應，更好地迎接新一輪海外并購浪潮的到來，所以我也希望有機會與更多的上市公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攜手合作，助力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助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早日實現中國夢。
